朱介鸣 | 城乡统筹规划的机会和挑战

朱介鸣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特聘教授

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

历史背景：农村发展模式演变

01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 1985年，我国是城乡两元社会。1985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允许农民进城提供各种劳务”，在这之前，农民是不能进城的，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城乡两元社会持续了三十多年。

第二阶段：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以城市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外来动力型发展。而农村在地非农化，我们又叫村镇企业，是1959年大跃进时期开始，一直发展到1995年，之后面临转型升级，无法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竞争，慢慢就转型倒闭消失，所剩无几。

第三阶段：2008年至今。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反全球化运动影响到中国。我们面临着产能过剩的问题，外来动力型发展模式不再流行。目前很少有新区规划、开发区规划。所以城市发展模式必须转型，转向内生动力型发展模式。当然中心城市带动农村的非农化发展仍然重要，所谓城乡统筹发展。

机会

02

2.1  1978年以来高速城市化创造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城市反哺农村

城市提供就业机会，农民大量进城务工，提高了收入，回乡后第一桶金往往用来改善住房，农村住房条件得以改善。外出打工再回乡的农民有创业的趋势，这些创业往往是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比较少，因为前期投资比较大，还要有专业知识。城乡移民为留守农民创造家庭农场机会，通过土地流转，消除小农经济（人均耕地上升），农村的工作条件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

图1云南偏远山区农民正在改善农村住房

2.2  1978年以来高速城市化产生了大量中产阶级城市人口，促成新农村经济

城市人口为农村产品提供消费需求。我有次参加江西农业局的一个研讨会，浙江农业专家说，现在浙江有些地方，农村人不养猪了，还是养城里人比较合算。养猪既污染，效益也不好，做农家乐的话，城里人过来住几天，比养猪的效益好多了。我们把它提炼成：农村提供生态服务、乡村旅游。这个市场很大，特别是在城市化发达地区。

图2  2000年（左）和2010年（右）一产劳均增加值集聚在城市化发达地区

生态环境和生态农产品对于城市化地区中产阶级市民生活的重要性日益显示，也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土壤污染等问题，城市化发达地区产生对于城市化不发达地区生态农产品的需求。比如说在贵州、云南的农产品比较安全，但是在珠三角、长三角有这个危险。城市化发展给农村带来的福利，通过图2可以看出，比较2000年到2010年一产劳动力附加值，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颜色加深，说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带动了农村地区产值的上升。因为，城市居民收入上升，农产品价格也上升，就近提供农产品省去了物流的成本，这样给农村和农业发展带来了机会，这就是城市化带来的福利。

图3 城市化发达地区的土壤污染

（YonglongLu et al. 2015, Impacts of soil and water pollution on food safety and healthrisks in China,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77: 5-15）

如图3所示，越发达的地区，土壤污染越严重，图中黑点表示癌症村，土壤污染跟癌症村的分布有很强的相关关系。我们现在只关注水和空气污染，实际土壤污染更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很多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不再适合种植农产品。“”双修“中的土地修复，就是研究如何修复这些土地的污染程度，然而土壤污染比空气污染和水污染更难以消除，需要好几十年，土地才能重新适合耕种。

图4 上海某社区中的生态农产品销售

上海某居住社区有贵州黄果树原生态鸡蛋销售（见图4），这可能是上海与贵州扶贫的对口项目。因此内地城市化不发达地区，生态安全的农产品有了竞争能力。这也是城市化给农村地区带来的福利。

2.3  因为城乡基础设施的投入和改善，乡村可达性大大提高，为乡村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条件。

2.4  发达地区城乡差别缩小

城乡差别缩小在发达地区很显著，城市户口和乡村户口差别不大，反而具有农村户口的近郊农民福利还多一点，宅基地等，生活水平一点不比城市居民低，而且交通方便，医疗和教育设施都有。但是，这只限于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城乡差别仍然比较大。发达地区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开始转向城市群结构，大城市与中小城镇之间的差距缩小，这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浙江特色小镇就是一个体现。

2012年，我们专委会的一位委员郭炎曾在博士论文期间做过一次实证调查：南海城乡收入分析。南海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68,655，乡村农民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50,035（工资¥73,500 + 集体分红¥52,962 + 房租收入¥23,573）。但是考虑到住房等消费，城市居民有1/4收入是用于住房消费，因此实际年收入：3/4 × ¥168,655 = ¥126,491。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农村收入比城市还要高。

挑战

03

3.1  城市化不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发展如何进行？

现在产能过剩。6月在菲律宾开会纪念东盟成立五十周年，东南亚人赞叹中国的制造能力太强，只要给样品，马上可以造出来。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造得太多了，卖给谁呢？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吸引外来资本发展地方经济的历史窗口似乎正在关闭。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全球化而言，亚洲四小龙坐的是头班车，20世纪60年代就上了这班车，中国是坐了末班车。中国之后的印度，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引入外资生产、全球化销售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

很幸运的是中国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这样的模式，比如昆山和南海。这个模式效率很高，只用了十多年时间，经济迅速提升。乡村的产业发展从外来动力模式（通过外来资本生产产品，运输至外部市场销售，实现产品价值，员工就业和产业税收使生产所在地获得发展）转向内生动力模式（自下而上地依赖自有资源和市场发展地方经济）。沿海省份依靠这个模式成为发达地区，目前的欠发达地区如何发展？

3.2  乡村发展的产业经济如何建立？

现在的农场经济和乡村旅游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收入不如工业就业，有季节性波动，不稳定等特征。如何延长产业链（种植—加工—销售）？这些需要企业家努力，而不发达地区企业家比较稀缺。挑战就在这里，乡村发展的产业经济如何建立？

我们的宏观分析是：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

纵观历史，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我们现在说的专业特色小镇在太湖流域明末清初已经出现许多（见图5）。如乌青镇是桑叶集散地，南浔从事蚕丝交易（浔丝），濮院专事织绸（濮绸）；周庄加工棉条，硖石织布等等。江南各地区还发展出独特的农副产品，诸如安吉天目笋干、惠山泥人、宜兴紫茶壶、绍兴梅干菜、绍兴腐乳、湖州工笔等。这些都是农产品的深化、加工，变成产品。再通过物流促进专业化，交易扩大产品的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产品的规模化生产，这是典型的内在动力型发展。据历史学家的观点，江南地区明末清初的发展属于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萌芽，而开封（清明上河图）、北京、西安等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们是消费城市，是为皇家贵族服务的，提供商业交易，而不是生产。江浙一带的专业化发达，还与其河网密布的地理环境有关。

图5 太湖流域专业特色小镇

有这么一个说法：河网纵浦横塘（见图6）：东西向的塘是自然形成的，而南北向的浦是人工开挖的，形成水网交通。运输便利和价格低廉的交通环境促成了生产的专业化。云南的茶马古道未能带动专业小镇的起来的城市化可能跟运输成本高昂有关。

特色小镇不是规划出来的，是在市场中内生、专业特色经济驱动生长出来的，其经济必定与乡村联系密切。城市的资本和创意、结合乡村的资源和文化，决定特色小镇的发展；农村城市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决定特色小镇的空间特征。城市化的规模效益可以通过市镇网络、或市镇群的形式达到。

图6 纵浦横塘的太湖流域

3.3  乡村社会的转型模式？

一种是村民转变成为市民，村庄组织消失；另一种是村民就地城市化，保留村庄组织。在广东的南海和番禺，农民比较强势，不愿意拆迁（如图7），村庄与城市混合成一体；昆山城乡分离（如图8），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各有特色。

图7 城乡混合的番禺

图8 城乡分离的昆山

文章来源：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乡统筹规划研究中心